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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真实地记载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活动，反映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我国外交工作的发展成果。其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外宾的重要谈话记录以及对外交工作的指示尤为珍贵，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各种条约、协议的正本也属馆藏精品。在众多珍贵档案中，馆藏《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和《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两份档案经“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咨询委员会评审确定，被收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精品1：《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档案形成年代：1954年6月28日）
档案简介及评价：该档案文献系周恩来总理修改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正式倡议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该档案在新中国外交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背景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外交翻开了新的一页。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30日)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的国家之一,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大国，两国都长期遭受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两国人民为了争取自由和独立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建立新的国家后,两国又面临着共同的任务,即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各自的国家。因此,中印两国有着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共同基础。但是，两国关系中还有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例如边界问题、西藏问题等。《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的产生及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为了解决双方分歧，谋求共同利益的目的服务的。
自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印度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关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谈判。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的发言中,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说明谈判的任务是“解决两国间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周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回国途中应邀访问了印度、缅甸。6月24日至28日，周总理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6次正式会谈。在会谈中，中方与印方就两国关系及存在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并提出建议。周总理表示：“我们应该以我们共信的原则给世界建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6月28日，中印双方发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4月间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所规定的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某些原则，即: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声明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然而,如果接受上述各项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办事,任何一国又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应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
《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第一次在外交文件中正式倡议将该原则作为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形势和新中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创造性地提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亚非国家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认识，为新中国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并有利于中国团结和争取民族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成为日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因此，该档案在新中国外交史研究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图：周恩来总理1954年在印度新德里会见尼赫鲁总理
图：周恩来总理修改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申明中方草案》
精品2：《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档案形成年代：1955年4月19日）
档案内容及评价：该文献是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周恩来总理的补充发言更好地坚持和更深刻的阐明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为亚非会议的成功指明了方向，增进了中国与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创造了条件。该档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背景材料：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是在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的形势下召开的，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自行召开的重要国际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亚非国家间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民族独立与主权、反对殖民主义与世界和平等问题。
当时的美国政府反对召开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会议,更反对新中国参加这一会议。他们使用种种伎俩破坏亚非会议,甚至利用台湾特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这次事件造成包括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3 人和中国记者5 人在内的11人遇难）以此阻挠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这些阴谋失败后，某些亲西方国家的代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有些甚至直接指明攻击中国。这造成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人们清楚，由此而挑起争论，有可能转移会议反殖民主义的主题，并有可能使会议不欢而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十分关心和注意中国代表的反应。
4月19日下午，当周恩来总理健步走上讲坛准备发言时，会场已经座无虚席。 人们原以为会听到一个爆炸性的发言，但周恩来总理一开始就心平气和地告诉大家，他的大会正式发言稿已经分发给各位代表，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会场一片寂静，与会者都竖起耳朵听这个《补充发言》将说些什么？谁也没有料到，周恩来总理的第一句话竟是：“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告诉大家：“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他进一步坦率地说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到共同基础，我们就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猜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整个补充发言不过20分钟。讲话结束后，会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周恩来总理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的乌云，将会议从对立和争吵的边缘拉回到原定的议程上来，为会议定下了和平协商的基调。
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周恩来总理没有用闪电惊雷的方式，而是用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回答了那些对新中国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同时也使全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中国政府的谦逊、诚恳以及对和平的真诚渴望。这篇补充发言是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是高度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图：周恩来总理1955年出席亚非会议并发表讲话
图：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的补充发言（手稿） | 
